ib 當時我還是上班族，在軟體業界工作，或許因為這個緣故，我總是認為「電腦能把全部內容記住，而且還比人腦記得更正確」，因此從未想過「要把速讀練到最高境界」。
這個方式其實不是多新穎的概念，早在1900年代就有許多北歐國家採用，事實上，20多年前台灣在討論「國民年金保險」制度時就曾有人提出，不過當時的行政院長連戰否決了這項建議，把國民年金變成今天這種「專為無業者加保的」畸形存在。以台灣為例，2008年立院修改《勞保條例》時，雖然想將勞保改以每月領回的方式「延年益壽」，但經過立法委員們「以人民為優先」的各個提案，把行政院原來1.1%的年給付率拉高到1.55%，讓每年的支出變多。
如果把勞保基金想成一個水缸，收入的錢是倒進水缸的水，付出的錢是流出的水，如果流出的水量一直比注入的多，讓水缸沒有水了，那就是所謂的「破產」。在收入的部分，雖然勞動部精算時建議保費要調高到18%，最後不但修成逐年上調，還加上12%的天花板，種下了收支不能永續平衡的因。Photo Credit: 關鍵評論網／丁肇九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李健鴻教授 方案二：將「勞退新制基金」與「勞保基金」合併以2019年12月的數據為例，相較於勞保基金7,410億的規模，勞退新制基金高達2兆4,448億——幾乎是勞保規模的四倍——而且還不斷增加，可以直接解決勞保財源不足的問題。圖片素材出自Shutterstock / 達志影像，作者另行繪製對此，台灣學界有一派說法認為屬於「社會保險」的勞保不該用商業保險思維，而該用「世代分配」的概念思考——現在有工作的人繳給退休中的人，世世代代、生生不息，再加上政府每年少量增加保費與減少發給，所以即使「快要破產」的聲音一直存在，每年勞保基金收入也仍然稍微大於支出。不僅如此，勞退基金雇主所繳的6%加上勞保現行繳納「天花板」的12%，正好是當時勞動部精算出可達永續的18%，而且不論勞保基金或勞退新制，都是同一群勞工的錢，使用的也都是「個人帳戶」，不會有帳務亂掉的問題。
這樣理想的算法有一個盲點，因為台灣的少子化和高齡化狀況越加顯著，未來繳錢的人會越來越少，領取退休金的人會越來越多。分配不均——不只農漁軍公教勞工之等各職業別之間的標準不一，就算同樣是勞工，相對低薪的人，退休後能夠領取的比例又較高薪者少更多。作為一個在不同的社會角色中都感受到了強烈失落感的人，她在這樣的三人關係之中得到了拯救——當然這樣的特殊關係註定是短暫的、臨時的一種生命經驗。
到了結尾，雖然阿玲丟了工作，離了婚，也與偉倫分手了，但在最後一個鏡頭，她回到家鄉，看著陽光，為什麼她還能露出微笑？這是因為一直以來，丈夫都在用外遇的行為向她宣告：「生育無能不是我的問題，是妳的問題」。Photo Credit: TGHFF 「禮義廉恥」四字，指向的是儒家傳統核心價值——四維八德(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」)，一種秩序化的倫理綱常。至於「社會政治改革的事業」，不只華語在新加坡呈現邊緣化的處境，家鄉馬來西亞的種族主義政治環境也顯得不可調和，電影還直接批判了現代教育的二大弊病：（1）因知識商品化而使學校日趨「異化」（alienation）。這個場面調度其實暗示了遠比我們想像得還要多的訊息。
我們能看到校長只在乎自己的升遷、上下級之間冷漠的關係。這個貫穿全片的「雨」的意象和榴蓮相似，代表著是一種具有熱帶氣候特徵的鄉愁。
論者提到，儒家傳統的「教育」具有三項涵義：（1）教育作為「主體性的覺醒」。始終在把阿玲當做自己的「典範」而非缺席父母的替代品。夜晚，雨水的影子打在那個「笑」字上面。Photo Credit: 好威映象 對女主角阿玲來說，他們三人形成的這種新的倫理關係，給了她很強的救贖感。
她以為：如果能夠生育，她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母親，可以避免家族聚會上因為不會抱孩子而引發的窘境，可以扮演好妻子的角色，然後拯救她的婚姻。她所希望的不過是做一個妻子、一個母親本來應該能做到的事情。對於公公和偉倫，這背後的鏈接靠的是文化上的共同話語，通過武術、電視播放的武俠片以及公公在偉倫手臂上書寫漢字等等情節所組成。（2）教育作為「典範的學習」
導演在訪談中提到，公公、阿玲和偉倫三人都沒有血緣關係，卻有一種特殊的情緒在裡頭打滾。阿玲做夢醒來時，天降大雨，公公也叫不醒了。
偉倫對於華文學習的「要求」，並非出於真正意義上對華文的喜愛，更多的是來自於一種缺失。這是她從來無法釋懷的地方，她被證明、被宣告自己無能成為一個母親和一個稱職的妻子，但意外懷孕讓她意識到：「原來一直以來，這都不是我的問題」——即使在所有傳統的倫常關係中，她的價值都被否認了，還是有一個無法被剝奪的、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能力存在著——她還是有做一個母親的可能。
在文化上，阿玲所信奉的儒家傳統教育可以說是失敗的。而得不到孩子更加強了她的缺失感和焦慮感，我們能看到這個人物扮演的每個社會角色都不被肯定，她因此更加僵硬、不討喜、疲憊不堪且更加迫切地想要得到那個孩子。這個貫穿全片的「雨」的意象和榴蓮相似，代表著是一種具有熱帶氣候特徵的鄉愁。齊澤克（Slavoj Žižek）提到過一種「要求之辯證」，當我們要求某個物品，最終目的並非用它滿足我們的需求，而是藉此確認他人對我們的態度，就像偉倫和阿玲彼此做的那樣。要真正理解這個場景，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去。這些失落都和身份有關，且都是儒家所關切的問題：文化上的失落（中文專業的邊緣化）、政治上的失落（家鄉的政治抗爭）、倫常上的失落（無法成為倫理上稱職的母親、妻子、老師）。
當時政治環境的大氣候，正處於「華語推廣運動」（1979-2005）時期。始終在把阿玲當做自己的「典範」而非缺席父母的替代品。
至於「社會政治改革的事業」，不只華語在新加坡呈現邊緣化的處境，家鄉馬來西亞的種族主義政治環境也顯得不可調和，電影還直接批判了現代教育的二大弊病：（1）因知識商品化而使學校日趨「異化」（alienation）。Photo Credit: 好威映象 對女主角阿玲來說，他們三人形成的這種新的倫理關係，給了她很強的救贖感。
Photo Credit: TGHFF 「禮義廉恥」四字，指向的是儒家傳統核心價值——四維八德(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」)，一種秩序化的倫理綱常。這個場面調度其實暗示了遠比我們想像得還要多的訊息。
但到了1990年代初期，運動的勢頭即開始走向衰弱，電影呈現的是「華語」及華人傳統的儒家文化在新加坡漸趨疲軟以至於退居邊緣的困境。所以當偉倫問，「我哪裡錯了？」的時候，她沒有拒絕，絕對不是因為那是愛情，而是因為她也需要——不僅僅是原始衝動——她需要的是回到倫常角色的那麼一點點希望。阿玲或者公公也沒有成為偉倫學習的典範——如果他的偶像成龍所說的「男人都會犯的錯」不屬於某種典範的話。當阿玲回應了這樣的要求、這樣的缺失，其行為就變成了「她愛著他」、「她關心他」的種種證明。
作為一個在不同的社會角色中都感受到了強烈失落感的人，她在這樣的三人關係之中得到了拯救——當然這樣的特殊關係註定是短暫的、臨時的一種生命經驗。她所希望的不過是做一個妻子、一個母親本來應該能做到的事情。
越界行為鬆動了傳統的五倫關係，而用寫有「禮義廉恥」的資料夾遮掩牽著的手，這個欲蓋彌彰的行為，暗示有一個更高位置、更強烈的「不倫」目光在審視著這段情感。（3）教育作為「社會政治改革的事業」（黃俊傑，2004）。
（2）教育作為「典範的學習」。對於公公和偉倫，這背後的鏈接靠的是文化上的共同話語，通過武術、電視播放的武俠片以及公公在偉倫手臂上書寫漢字等等情節所組成。
偉倫始終把學習華文誤認為自己的「主體性」而非慾望。她以為：如果能夠生育，她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母親，可以避免家族聚會上因為不會抱孩子而引發的窘境，可以扮演好妻子的角色，然後拯救她的婚姻。之所以說熱帶雨與師生戀無關，除了女主角深受儒家倫常的影響之外，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關係並非愛情——性關係的發生也可能與愛情無關。「一件本只是用來滿足我們需求的尋常之物，一旦陷入了要求之辯證的陷阱，最終會導致慾望的形成。
（2）師生關係之走向契約化（黃俊傑，2004）。我們能看到校長只在乎自己的升遷、上下級之間冷漠的關係。
論者提到，儒家傳統的「教育」具有三項涵義：（1）教育作為「主體性的覺醒」。電影恰恰是通過呈現傳統價值破碎的樣貌，在實踐著一種懷舊式的、對於儒家文化永無復辟可能的嗟歎。
夜晚，雨水的影子打在那個「笑」字上面。事實上，在結尾之前，女主角一直承受著多重的失落。
